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荒诞南宋史:悍后李凤娘疯皇主天下

  编者按:《南宋行暮:宋光宗宋宁宗时代》选取了宋光宗、宋宁宗这两位知名度并不高的帝王作为研究对象,是一部以光宗、宁宗为传主的时代史,全面展示了南宋中期的政治社会问题,分析了光宁两朝南宋走向衰微的历程和原因。正如谢和耐所说的,13世纪中国南方之安定繁荣的印象只不过是幻象。在此幻象背后的,却是国库之连年悲剧性的空虚,农村之贫困和不满,以及统治阶层内部的党争。如果把宋光宗、宋宁宗的统治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的话,展现的全景则是:一方面蒙古铁骑无往不胜的西征和南侵,西辽、花剌子模的覆灭和西夏、金朝、高丽的乞和,而另一方面却是南宋完全缺乏现实的危机感。

  李皇后出身将家。绍兴十五年(1145)一天,她的父亲李道见有一只黑凤停息在军营前的大石上,心里感到奇怪。回家后,知道女儿就在这天出世,这才想起有凤来仪的吉兆,便以凤娘作为二女儿的名字。十几年后,李道出戍湖北,听说道士皇甫坦善于相人,便在府第招待他,让几个女儿逐个出来拜见。见到李凤娘,皇甫坦惊惶得不敢受拜,说:“这女孩将为天下母,我怎敢受她拜?”旁观者都以为他胡说八道,李道却联想到黑凤栖石的征兆,心中暗喜。

  皇甫坦的风鉴之术,连宋高宗都十分相信,允许他进宫谒见。大约在绍兴三十二年,皇甫坦出山入宫,高宗问他何事而来,他说:“做媒来。我为陛下寻得个好孙媳妇。”接着把李凤娘出生故事搬说了一通。李凤娘应召候选。同时入宫待选的还有皇太子妃钱氏之妹,其父便是两知临安府的钱端礼。宫禁内外之人都看好钱氏之妹,但高宗还是笃信皇甫坦的相术,为恭王聘了李凤娘。

  李凤娘虽长就天姿,却生性妒悍。乾道七年(1171)恭王立为皇太子,她也成了皇太子妃,性格越发骄横悍狠了。太子入居东宫,左右侍奉的宫女人数自然不能与恭王府同日而语。李凤娘受不了,经常在德寿宫与孝宗夫妇面前诉说太子左右的东长西短。高宗老大不高兴,与皇后吴氏谈话时后悔道:“毕竟武将之后。我被皇甫坦误了!”孝宗也好几次训斥她:“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。如再只管与太子争吵,我宁可废掉你!”

  孝宗只想镇慑住她,并不打算真废皇太子妃。李凤娘却又气又怕,认为这是太上皇后吴氏在挑唆。册立为皇后以后,李凤娘更肆无忌惮、目中无人了。孝宗和谢皇后对太上皇帝高宗与太上皇后吴氏非常孝顺恭敬,相形之下,李氏却十分傲慢无礼,有时甚至乘着肩舆一直到重华宫内殿才停下。有一次,谢氏在谈话时提到这类事情,李凤娘竟恼羞成怒道:“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!”言外之意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的。在场的太上皇孝宗听到这种挑衅性回答,与太上皇后谢氏都怒不可遏。他事后想起内禅前夕黄洽的忠告,真的萌生了废黜李凤娘的念头。他把自己信得过的故相老臣史浩召入重华宫,私下与他谈起自己的打算。史浩坚决以为不可行。或许认识到废后会引起政局风波,这事终于作罢。但李皇后对孝宗和太上皇后谢氏的怨怼却越积越深。

  光宗即位不久,就心脏不好。太上皇既担忧又关心,从民间搞到了秘方,合了一大丸,据说服了心病即可痊愈,准备派人送去,又恐李皇后截留,便打算光宗每月四朝来问安时面交给他。大内宦官原就企图制造三宫摩擦,好让皇帝无暇萌生“尽诛此曹”的念头,便对李皇后说:“太上合了一大丸药,只等官家过宫便赐药给他。万一有意外,可怎么向祖宗、社稷交代啊!”李皇后听说太上皇不同意立嘉王为皇太子,却属意于嘉国公,不能不多一份心眼,就派人去打探,果然有药准备着,便衔恨在心,以为太上皇也太狠心。

  李皇后决定为儿子博一次,也投石问路摸一下虚实。不久,恰有内宴,她突然当面向太上皇提出,请立嘉王为皇太子。孝宗自有考虑,没立即表示同意。李凤娘立马发作:“我,是你们用六礼堂堂正正聘来的;嘉王,是我亲生的,为什么不能立为皇太子?”太上皇勃然大怒。光宗没有作声,他明白皇后的用心,也知道太上皇不会轻改主意的。

  内宴不欢而散后,李皇后一手拉着嘉王,一手抹着眼泪,把丸药的事与不立皇太子拉扯在一起,向光宗哭诉:“寿皇不同意立嘉王,就是想废你;给你服那颗大丸药,就是让嘉国公好早点继位。”光宗受禅后,颇感贵为皇帝也并不如原先想象那样能随心所欲。重华宫的太上皇、慈福宫的太皇太后虽不过问朝政,但一个父亲,一个祖母,自己每一句话语,每一个举措,都必须看太母的脸色,听寿皇的教训,老大不自由。尤其太上皇,总让他感到有一种父亲对儿子的威慑。对太上皇执意让魏王之子嘉国公作为自己皇位的继承人,光宗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,现在一听皇后的挑唆,也有点信以为真了。

  光宗即位后,妃嫔也多起来了。宋代后宫之制,凡封郡夫人以上才有独立的房院。绍熙时,自立房院的嫔嫱有黄贵妃、张婉仪、武才人、潘夫人、符夫人、大张夫人与小张夫人,最受恩宠的要数黄贵妃。早在淳熙后期,太上皇高宗见皇太子身边没有侍姬,就把黄氏赐给了他。光宗一即位,除册立皇后李凤娘外,还进封黄氏为贵妃。他把宫中收藏的扬无咎名画《红梅图》赐她,还在画上题诗一首:

  以红梅喻贵妃,以东皇自况,过去你红葩浅妆,今天在我东皇照拂下,你位至贵妃,颜色十足,还不谢我吗?调笑中透漏出对贵妃的昵爱。

  在妃嫔队中,皇帝“朝咏暮吟看不足,羡他逸蝶宿深枝”,对黄贵妃尤其专宠,李凤娘自然妒火中烧,开始不择手段地报复。一天,光宗在洗手时见宫女端盥盆的双手嫩如柔荑,白似凝脂,愉悦之下,大感兴趣。几天后,皇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,打开一看,皇帝差点吓昏过去,食盒内盛放的竟是那宫女雪白的双手。

  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,按惯例,光宗将主持即位后首次祭天地的大礼。宋代祭天地前,皇帝、宗室必须在前一天享太庙,受誓戒,而皇帝受誓戒后不能入住后宫,必须夜宿南郊青城的斋宫。李皇后就在大礼前一天虐杀了黄贵妃,派人去通报了贵妃“暴死”的消息,自己到玉津园散心去了。光宗在斋宫接到禀报,又惊骇,又愤怒,他绝不相信活生生的黄贵妃会一天之间无疾暴卒,猜想必是李凤娘下的毒手。但明天是祭祀大典,他不能违背历代礼制赶回后宫看个究竟,便哭泣个不停。

  郊祀大礼在下半夜丑时七刻(即二十七日凌晨三时左右)开始。这时,星月当空,夜色清澄。光宗一夜泪流不止,怀疑黄贵妃是否真死了。但这时,他只能强打起精神,进入指定的位置,穿戴上衮冕,拿起大玉圭,准备主持大礼。

  忽然,狂风骤起,把祭坛上灯烛全数吹灭,祭坛顿时漆黑一片。转眼间,一两朵将熄未灭的火苗被狂风猛地吹向了周围的帘幕,帘幕扑剌剌倾倒下来,火舌却狂窜起来,蔓延成势不可挡的大火。光宗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吓呆了。在场的陪祀人也都被狂风烈火惊退了。瞬间,大雨夹杂着冰雹劈头盖脸地打下来,夜黑如墨,风火雨雹之中,众人都自顾不暇,也无法前往救驾了。

  不一会儿,天色霁晴,大火已被豪雨扑灭。曙光微熹中,玉帛牲牢狼藉遍地,连祭祀用的镇圭也不知去向了。郊礼已无法进行。内侍们这才把吓懵了的光宗扶上车驾,送回大内。昨天,接到黄贵妃暴死的噩耗,今天又受到大惊吓,光宗自“以为获罪于天,且惮寿皇谴怒,忧惧不宁”,“震惧感疾”,患上了精神分裂症。

  皇帝被送回大内,黄贵妃的死因大白。但光宗对悍后无可奈何,得知真相只能咬牙切齿,精神病彻底发作。实际上,精神病遗传因子早就潜伏在光宗的体内,平日一无节制地酗酒,再加上震惊与恐惧的双重猛击,病情来势汹汹,“噤不知人,但张口呓言”。

  内侍驰报北内,太上皇帝孝宗与太上皇后谢氏连夜赶来探视,见光宗虽已睡去,却仍满口臆语。孝宗既担心,又气愤,便把李皇后喊来。李凤娘与亲信内侍大约隐瞒了虐杀贵妃事,只说皇帝饮酒过度而骤然发病的。太上皇大声训斥道:“你不好好照顾皇帝,反使他病到这等地步,全不顾宗庙社稷之重,”愤怒至极时扔下一句话:“万一好不了,就族灭你李家!”

  太上皇准备回时,光宗醒了,听内侍说寿皇在,便矍然而起,惊怖地下榻叩头,请罪不已。孝宗慰解再三,仍不能使他释怀。回北内后,孝宗坐卧不安,又把丞相留正召来责备:“我让你任相,却不强谏,你干些什么事?”留正说:“不是不谏,没奈何皇帝不听。”孝宗说:“今后你须苦谏。皇帝如不听纳,他来问安时,我再好好劝他。”

  光宗这一病可真不轻,太上皇在重华宫焚香祝天,祈祷儿子早日病愈。大约半个月后,他的病情才有所好转。照例,冬至有大朝会,这种大朝会一年仅举行三次,即元日、五月初一与冬至日。但皇帝病得连迈脚登楼都不行,只能免了。病情稍愈后,李皇后哭诉说:“我劝官家少喝酒,就是不听。近来你病了,寿皇几乎打算族灭我李家。我李家有什么罪过?”接着又把太上皇对留正说的话歪曲走样地搬弄了一番:“听留正得到圣语说:如再过宫,一定要留住官家,不让还宫。”精神分裂症病人,本就容易妄想别人暗算自己,光宗听了李凤娘这番话,再与她此前挑唆的丸药、废立等谣言串连起来,自此而后始终担心太上皇要害他、废他,内心深处视每月四朝重华宫为畏途险径,总千方百计地找寻借口,推延日期,于是导致了持续数年的过宫风波。

  郊礼以后的第15天,光宗才在内殿召见宰执大臣,他的病已不可能真正痊愈。再过半个多月,就是绍熙三年正月初一,照例应是正旦大朝会,也因皇帝有病取消了。而一月四朝重华宫的仪式,只能请宰执前往代行恭谢之礼。开春以后,病情稍有好转,光宗才恢复升延和殿听政,但五月一日大朝会,还是未能如期举行。其后,皇帝虽勉强听政,但大朝会却只在绍熙五年元日举行过一次,其他都付阙如。即便听政,他对臣下也经常“目瞪不瞬,意思恍惚”。从绍熙二年岁末起的两年多里,就由这样一个精神病患者君临天下的。

  光宗的病情时好时坏,倒使李皇后更有机可乘,自绍熙三年后,政事多决于李皇后。不过,她对大政实在没有多大兴趣与能耐,只是一味为娘家大捞好处。宋代遵循汉朝非刘氏不王之制,开国以后,即便追赠王封也不轻用于外戚,李皇后却封李家三代为王,两个侄子都官拜节度使。绍熙三年十一月,李凤娘再次归谒家庙,推恩亲属26人,172人授为使臣,连门客都荫补为官,恩荫之滥为南宋以来所仅见。李氏家庙僭越规制,防护之兵居然比赵氏宗庙还多。这一切当然都以光宗的名义颁布诏旨的。

  对皇帝受制于悍后,臣下不是没有劝谏。据《宋史·罗点传》,有一天,光宗在便殿召对他,罗点问:“近来,朝廷内外都相传,说陛下内有所制,不能遽出,因而沉湎酒色,不恤政事,确有这等事吗?”罗点是东宫旧僚,才敢以“内有所制,不能遽出”,来暗指光宗受制于皇后。光宗答道:“没这事。”罗点见皇帝不愿正面承认,只得转而进谏道:“我原就知道陛下不会不恤政事的。宫禁之间或有拂心乱意的事,姑且借酒自遣罢了。乡下老百姓,闺门有不顺心事儿,还纵酒解闷呢!不过,人主君临天下,这心应像青天白日,风雨雷电过后,湛澈清明。怎能容许再有纤芥尘垢停留在天日上呢?”

  绍熙五年初,起居舍人彭龟年进呈自编的《内治圣鉴》,光宗问了书的大旨,说:“祖宗家法最善,汉唐所不及,待外戚尤严。”接着,他看了龟年的《进书札子》,又说:“祖宗待外戚最严,此处便不可容易坏了。”龟年道:“祖宗不轻委外戚权任,也是爱养亲戚之道。我这书大抵对女谒、宦官防之最严,这些人见了,恐怕不会让陛下经常阅读的。”光宗说:“不至于这样。”但光宗在神智正常的绍熙初政时,就基本上受制于李氏,何况如今患了精神病。罗、彭的进谏对皇帝来说,犹如马耳东风,至多换来口不由衷、言不符行的应答而已。

  也许病情关系,对东宫旧僚与春坊旧人,光宗反倒较为信任和亲近,对姜特立的眷念之情也从心底唤起而不可遏制。绍熙四年五月,他让姜特立起任浙东马步军副总管,还准备召他入宫,赐钱2000贯作为行装费。姜特立受召,光宗完全可能一念之转将他留在朝内,就难免出现近佞弄权的政治局面。这一诏命立即遭到朝臣们的反对,彭龟年、蔡幼学、项安世等纷纷请皇帝收回成命。光宗却在给事中谢深甫的缴驳上批道:“朕悯其旧臣,无辜而去,特与书行。”

  反对最卖力的是丞相留正,动机依旧公私兼顾。他担心姜特立应召赴阙,光宗顾念旧情留他在身边,特立就会东山再起,伺机报自己当年排挤他出朝的一箭之仇。对留正来说,这可是前途攸关的较量。他对光宗说:“四年前,是我任右相时论列他招权纳贿,才奉祠而去的。现在既然召他,我理当罢相。”光宗没做出反应。过了几天,留正逼光宗表态:“我与特立,理难并立于朝,请早赐处分。”光宗批道:“成命已行,朕无反悔,卿宜自处。”留正便居家待罪,试图迫使皇帝改变主意。谁知过了七天,光宗仍不理不睬。

  六月初一,留正出城,待罪六和塔,上奏请辞相位:“近年不知何人献把定之说,陛下遂至每事坚执,断不可回。我居家八日,出城三日,都不理不报,这都是把定之说误了陛下。我怕长此以往,事情不论是非,陛下固执把定之说,言路就会断绝。”绍熙初政,光宗就有“临决机务,自任太过”的毛病,自从发病后,偏执本就是精神病症状之一,他也更固执难回了。见辞相奏疏也不能让皇帝回心转意,留正便把入仕以来所有任命告敕都缴了上去,移居范村僧舍待罪,乞归田里,使君相僵持更升一级。但光宗既不许他归田,又不召他回朝,就把左相撂在僧舍冷落着。

  九月四日是光宗生日重明节,理应由丞相率百官上寿。留正是左相,虽在待罪,却未免职,他这天从范村赶回大内,在紫宸殿为光宗上寿。他还是恋位的。按例,左相应是百官班首,光宗却下诏以右相葛邲为班首。留正不宜再立到丞相位上,好在他还有少保头衔,只能没趣地站在少保位子上。祝寿一结束,留正仍折回范村待罪。

  岁末,光宗病情有所好转,这些天是他几个月来少有的理智清醒的日子。预定冬至向寿圣皇太后上尊号册、宝的日子迫近了,而依例上册、宝须以宰相为礼仪使,这次倘若再让右相葛邲代行,于大礼不顺。光宗对太皇太后一向尊重,便派人召留正回都堂理政,宣布姜特立仍任浙东副总管,但不再坚持召他入朝。留正去位待罪,行使制度许可的宰相规劝君上最激烈的举动,前后长达一百四十余天。君相两人怀着各自的目的,出于不同的心态,不负责任地视国事朝政为争胜赌气的儿戏,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前例的。见留正还朝,光宗似乎纤芥不存,显得十分高兴,他毕竟是个精神病患者。

  初政时,光宗召还陈源,但没重用,他仍厌恶那些近习。而如今内侍们播弄北内是非,他已听得入耳了。绍熙四年夏,陈源迁为入内内侍省押班,光宗仍让他做宦官头领,并发还了籍没的产业。陈源刚召回时,只让徒党搬弄些小是非,不敢做得太过火。而今得到这么个最亲近皇帝的要职,便与宦官林亿年、杨舜卿等沆瀣一气,“日夜交牒其间”。皇帝对太上皇的疑忌心理在发病前就深层潜伏着,现在一经陈源一伙火上浇油,便更为加剧,致使过宫风波越闹越凶。

  对经筵讲读,皇帝越来越不耐烦,却还要装出重视帝学的姿态。从绍熙二年初起,他只在白天应付一下,晚讲完全停了。一到晚上,一头扎进酒杯里。御史台主簿彭龟年就经筵晚讲上了一奏,光宗览奏说:“祖宗对经筵最是留意。”龟年说:“人君以一身担天下大任,是非邪正须讲学明理才能明白。”光宗不愿听到自己邪正不明的话,立即说:“近日邪正却是分明。”答话时分明有精神病患者常见的固执。龟年说:“但邪正之间,更须圣上常常密察,不可不谨慎。”光宗不以为然道:“毕竟今日正人多。”又问:“你对儒臣夜直有什么要说的?”龟年便说:“祖宗总在夜分之时召经筵官讲读,不仅为了穷究义理,而且为了消弭人欲。夜直如有一二儒臣,互以义理相磨砺,个中意味深长,不是其他能同日而语的。”“亲儒生有益,的确如此。”光宗敷衍道。但事后依然我行我素,夜饮如故。

  昏政已经司空见惯。韩侂胄是嘉王夫人韩氏的曾叔祖,其官位在绍熙年间扶摇直上,短短四年竟升迁了27年磨勘才达到的官阶,光宗还想超授他四阶,又相当于20年的正常迁转,直到给事中尤袤缴驳才作罢。伶人胡永年积官至武功大夫,大概仗着戏演得好,请求让其亲族也享受任子入仕的待遇,这在宋制中绝无先例,光宗竟也一口同意。还是吏部尚书赵汝愚提出,以乐艺出身的人不能以恩荫任子,并希望立为定法,这才制止了这事。

  对政事的处理、官吏的任免,光宗往往随着病情轻重与心绪好坏而是非不定,喜怒无常。黄裳任给事中仅一月,缴驳不当诏令达十余次而大拂帝意,他忘了曾在嘉王面前对其老师的褒奖,免去黄裳给事中兼王府翊善之职,改任兵部侍郎。还是嘉王不愿老师离去,向父皇求了情,光宗这才同意他继续做翊善,但封驳之职却被罢去了。

  有一次,皇帝降内批除耶律适嘿为承宣使,给事中尤袤一再缴驳,光宗再以御笔宣谕他书行。尤袤尽管特与书读放行,但同时上了一疏说:“天下,是祖宗的天下;爵禄,是祖宗的爵禄。寿皇以祖宗的天下传陛下,怎可私用祖宗的爵禄给公议卑薄之人呢?”也许“寿皇以祖宗的天下传陛下”一语刺痛了他,光宗怒不可遏,把奏议撕得粉碎。尤袤见国事乖戾,积忧成疾,临终前上致仕遗表。尤袤是东宫旧僚,绍熙初政时君臣之际也算相得,光宗览阅遗表后,照例须对上表之臣的追赠封赐做出指示,他却将遗表搁在一边,好几个月都不做出相应的处理,也许竟忘记了。

  自发病后,光宗对宗室、外戚与大臣“以薨卒闻,多不信”。绍熙四年夏,蜀帅吴挺死了,他是抗金名将吴璘的儿子。绍兴和议前削兵权,诸大将兵柄尽夺,只有四川悬隔遥远自成一区,吴玠、吴璘兄弟死后,“吴家军”仍传吴挺独掌兵权,渐现坐大之势。自虞允文以来,有远见的大臣无不认为四川兵柄必须抓准时机妥善解决。如今吴挺刚死,其子吴曦位望尚低,且不在川中,正是遴选合适将才入川更代,解决蜀兵世袭的绝好机会。但光宗仍“以为传闻失实,屏申奏而不信”,固执地认定吴挺还活着,奏报在诳骗他,竟然半年之久不置蜀帅。

  理智清醒时,光宗似乎也想做个明君。绍熙四年初,他在便殿召见了提点福建刑狱辛弃疾。早在皇太子时,他就知道稼轩毅然南归的传奇事迹与力主抗金的慷慨词章。这次召见,光宗一方面迁他的官职,一方面向他咨询战守事宜。弃疾指陈了荆襄对东南攻守的战略意义:“荆襄合而为一则上流重,分而为二则上流轻。上流轻重,导致南北之所以成败。”并对荆襄的兵柄分合、驻军布防提出了具体建议,他最后希望朝廷“思安虑危,任贤使能”,“使国家有屹然金汤万里之固”。但这番议论与建策没有引起光宗的重视,也未见他对荆襄防守有具体的举措。

  这年进士廷试策,题目是光宗亲拟的“问礼乐刑政之要”。在送呈御览的策论中,有一篇鞭辟入里的议论引起了他的注意:“陛下之于寿皇莅政二十八年之间,宁有一政一事之不在圣怀?而问安视寝之余,所以察辞而观色,因此而得彼者,其端甚重,亦既得其机要而见诸施行矣。岂徒一月四朝而以为京邑之美观也哉?”

  这时正是光宗不朝寿皇,过宫风波越演越烈的当口,群臣的谏章雪片似地送入南内。读到这段议论,光宗正中下怀,似乎为自己的偏执找到了堂皇的辩解。他认为,对他们父子关系,这段策论可谓最善解人意,当即把这篇廷对策由礼部奏名时的第三亲擢为第一名。

  当知道拔擢的是陈亮时,光宗喜形于色道:“天下英才,为朕所得。我亲自看过的,果然不错!”实际上,这段策论的意思很清楚:眼下要着手的礼乐刑政之事太多了,何必一定要讲究一月四朝的表面形式呢?陈亮的经济文章早就知名于世,听到他擢为头名状元,太上皇与嘉王也都十分高兴。光宗还特地交代翰林学士在赐第告词里写上:“朕之待尔,岂止是哉。”他准备将来大用陈亮,先授他佥书建康府判官厅公事,可惜陈亮未及赴任就病故了。

  然而,在朝政处理上,狂躁、遗忘、偏执、猜忌等精神病症状,光宗都有明显的表现。他的狂躁症还不算太激烈,但与一般精神病者一样,坚决认定自己不需要服药与照料,对让他服药物,视他为病人的内侍们大发雷霆,连长、御药都不能出现在左右,一天或驱逐数十人,宫掖之内,人人自危。

  精神病者常见的怔忡恍惚、怠倦遗忘,让光宗常把重大朝政忘诸脑后,今日迁延某事,明日迟滞某事,丢三落四是习以为常的。据陈傅良说,“班直待试于殿庭,侍从待命于郊外,往往邈然都不省记”;“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,掖庭有丧而不起发”。最苦恼的是宫廷仪卫,光宗经常晏朝,有时列仗已毕,只待皇帝临朝,忽然传谕“皇帝不上朝了”,仪卫们只能撤班。

  绍熙初政时,光宗的性格已显现出独断偏执的那个侧面,发病以后,这一侧面益发严重,直接影响对朝政的处理。对此,彭龟年的上奏有概括性描述:

  期年以来,施为稍异,若示人以不可测者。政事举措,稍不循节奏;进退臣下,颇不事礼貌。意欲所用,虽给舍屡缴而不可回;意所不欲,虽台谏弹击而不可动。宦寺莅职于中禁,而不用诰命;内廷取财于总司,而特免录黄。如此之类,未易悉数。其始,群臣争之而不能得;其终,陛下行之而不复疑。一时操纵自我,予夺自我。

  上朝对班是确保台谏言事的制度性程序,光宗经常隔下不召;言官偶有论谏,光宗或是不施行,或是干脆将改为外任,免得他们喋喋不休。给事中、中书舍人缴奏不合理的诏书,本是宋代君权自我约束的有效措施之一,如今他们一有缴驳,光宗不是动用御批宣谕书行,就是将封驳官改除他职,免得他们一驳再驳。这些现象,绍熙初政时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,那时,人们有理由责备皇帝个人。然而,自绍熙二年郊礼发病起,已无理由再去谴责其本人。把江山社稷、国计民生交给一个精神病患者去主宰,让一个业已丧失责任能力的人去担当这一大任,他能负责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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